出路纪录片(纪录片《出路》:每个人都有能力承担他的命运)

出路纪录片

纪录片《出路》,描述了三个不同家庭背景(农村、小城镇和北京)的孩子,从学校步入社会的故事。11月17日,《出路》在人大图书馆放映,导演本人郑琼老师也到现场做了幕后故事的分享。

身世

来自中国西部甘肃的马百娟,12岁,在野鹊沟小学上二年级,学校只有2个老师,5个学生,虽然条件艰苦,但是马百娟充满了喜乐,因为她喜欢上学。

她希望长大后能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大学毕业后去打工挣钱,她的梦想是将来一个月挣一千元,给家里买面和打井,因为她家面不够吃,水不够喝。

2012年父亲和哥哥为了马百娟上学更方便一些,一起努力把全家从甘肃迁到了宁夏,结果马百娟因为学习跟不上,第二年就退学了。

15岁的马百娟自己一个人跑到完全陌生的城市里,试图去找工作,但是因为年龄和学历太低,结果全部被拒绝。
 
来自中国中部湖北的徐佳,19岁,是咸宁高中的高三复读生,2009年是他的第三个高三。

复读生活的压力非常大,但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妈妈还是希望徐佳最后能赌一年,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进了一个好大学,才有好的出路和未来。

很幸运,徐佳最后如愿考上了一个中国的二类大学。大三这一年,宿舍的同学都在纷纷找工作,徐佳也很努力,但是投出去的简历很少有反馈,这让他很焦虑。最终,徐佳还是签到了一家公司,但是签完合同后,他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就好像把自己卖掉一样。

工作2年后,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2015年10月徐佳和相恋4年的女友决定结婚,徐佳说,先成家,后立业。他希望结婚后,能承担起更多对家庭的责任。
 
来自北京的袁晗寒,17岁退学在家。除了看书看碟就是睡觉,百无聊赖,为了对抗无聊,决定在鼓楼胡同开一间酒吧,酒吧开张后客人寥寥,三个月后毫不意外地关张了。 

3年后,袁晗寒游历完欧洲各国,决定申请她心仪的艺术学校——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很幸运,她考上了。但是她很少去学校的画室,她说她受不了画室的沉闷。德国生活的单调让她感觉很寂寞,于是经常去公园遛兔子,或者跑到另一个城市魏玛,找她男友玩耍。

2015年夏天,为了了解更多艺术和商业的运作,袁晗寒来到上海一家美术馆实习。关于未来, 她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但她不希望把余生留在德国,因为在她看来,德国是个养老国家。也在这一年,袁晗寒在北京注册了她的艺术投资公司。

马百娟、徐佳、袁晗寒(从左至右)

马百娟带着方言的断断续续的诵读声,飘扬在甘肃荒凉的山路上。即使哥哥把家搬到了离学校近的地方,她和哥哥也陆续退学了,或许只要不发生大的意外,她的出路永远逃不出那固定的模式——嫁人、生子、老去。

徐佳的生活环境让我开始反思自己刚刚经历的高考,如果我也像他那样生活在一个小城,由于视野、教育水平的限制,我会不会不能考出现在的成绩,面临着年复一年复读的命运?在那种高压下长期生活的我,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开一家咖啡馆或是小书店,在那种悠闲自在有格调的氛围中与有格调的人打交道,这或许是每一个女孩子都曾有过的梦想,却并不都能像袁晗寒那样付诸实践。即使咖啡馆失败了,她也总是追求着自己喜欢的东西,“实习比傻玩有意思”“看看这里缺少什么”“想到世界各地看看”,而同龄的普通人比如我,只会想,什么专业好就业,什么实习工作有留任机会,什么工作工资高福利好。

我本以为像马百娟、徐佳那样的人物离我很远,直到最后一个同学发言说她来自同样的小乡村,她的一个发小已经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不同命运的人之间的距离猛然拉近,让我一瞬间有些迷惘。走出放映室,在图书馆里一片寂静,人们对着书本或是电脑,忙碌着,沉浸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自己的世界。我们在一间教室里读书,却来自截然不同的家庭,面对截然不同的境遇,就像生活在一个城市的不同折叠面,寻找着自己不同的出路,近在咫尺,却永不相见。

披上大衣,走出图书馆,我们一步踏入了现实的、个人的世界,取代对别人人生的思考的是自己人生中的学分绩、四六级、人际关系,其实,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在迷惘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在不知不觉中渐行渐远。

不过,今天晚上走在校园里的我,多了一份坦然。正如导演所说:“每个人都有能力承担他的命运,你不是救世主,你没有办法去同情谁或是拯救谁。”我们不仅没有能力去拯救别人,也没有能力去拯救自己,我们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成长的环境,却也不必把此看的过重。毕竟,我们都有各自的命运,也都有能力承担自己的命运。

袁晗寒说:“没有人会被饿死的,只要你自己不想饿死。”我们虽然没有她的资本,倒也不妨趁着年轻,放下那许多顾虑,跟着自己的本心,去追寻自己真正喜欢的事。

——商学院2017级本科生李潇语

活动现场

个体的存在

26年前我自己也是一个复读生,我念了三次高三,最后还是没有像父母期待的那样考上大学,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中,手上毫无权力和社会资源的父母和当时惶惶然的我都经历了一个长长的压抑的黑暗隧道,待业、找工作、到工厂上班。再后来,我离开小城市,到北京,打工,打拼,为生存而不停奔忙。这中间经历过太多的盲从、迷惘、徘徊、犹豫和找不到出路的痛苦。
 
当袁晗寒的妈妈用闲聊方式跟我讲述袁晗寒的故事时,我触动很深。在她的生活里,有那样多的选择,那样多的机会,那样多的资源,和从小地方出来的我,感受完全两样。我们经历的是完全的匮乏,没有很多选择,也没有什么机会,更看不到任何开放的社会资源,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匮乏。而且特别是当我看到,她居然可以那样轻易地就把一个外地孩子削尖脑袋才能挤进去的中央美院附中的上学机会给放弃掉时,刺激特别大。我当时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可以这样不需要思虑太多后果地去行事。

跟她不断深入交流的过程中,我会强烈感受到她的一些与众不同的思辨的能力,可能因为从小就可以有很多选择和资源而获得了不一样的视野,她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并显出跟她年龄不相称的某种独立的味道,所以当时特别有冲动要去做这个人物。但是如果只是做她一个人的话,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没有反差和对比,观众也很难看清楚“为什么”。于是想回到20年前我曾经学习过的高中,再找一个跟我有过类似复读经验的学生,考大学对他而言在那个闭塞环境中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在中国,特别是中小城市,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认为上了大学后就会有很好的工作和未来。为了考上一个更好的大学,很多人不惜复读2年,3年,甚至10年。很幸运,我找到了徐佳,一个曾经和我一样读过三次高三的复读生,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自己以前的影子,生活单调,性格压抑和退缩。和袁晗寒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和自主有巨大反差。
——郑琼(导演本人)

这部纪录片所记录的故事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从而在整个观影过程中,我一直在不自觉地插足人物故事——我在徐佳的复读经历里回忆高考,也在袁晗寒在艺术馆实习的经历里找未来。似乎每个人都能在这个故事里看到自己,同时看到别人,然后在比较中有些恍惚: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作为一个个体存在于这个社会上的什么位置?马百娟,一个农村出生的女孩,“是泼出去的水”,相夫嫁人,延续家庭;徐佳,从来没有摆脱中国“大多数人”的束缚,甚至让人怀疑他的所有行为有多少是为了“自己”,还是大多数都是为了家庭强加在他身上的“所谓责任”;而袁晗寒,她可能从头到尾都是最为干脆而纯粹的自己,她为了自己活着。这无关好坏。

所谓出路,不在于真的离开哪里,不在于逃离原生家庭,而在于对自己的境遇有所认知,并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做出新的选择。

这种选择不一定是走或者是留,而是认识到环境中自己个体的存在,意识到“自我”的需求,把“活着”建立在完备的自我认知之上。

——哲学院2017级本科生季子欣

郑琼导演

阶级

在和袁晗寒妈妈的采访中,她同样提到:“如果我的孩子也在一个二级城市的话,我要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你会发现,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可能,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要离开哪里,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对自身所处的这个文化有觉察和反省,并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而对于那些小城市的普通人而言,命运似乎并不能提供太多选择,考大学成了大多数人摆脱自身命运钳制,走出狭小天地去看更广阔世界的唯一通道。所以对于徐佳而言,进大学和找工作是他生活或者生命的全部,他几乎从来不想“我为什么而活”这样的问题。他是中国人群的大多数,强烈希望改变自身状况,有一个更好的物质生活。
 
对于生活在大山深处的马百娟而言,要解决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因为环境和见识的封闭,她既没有袁晗寒的无聊,也没有徐佳的焦虑,但是她的未来,最后只能是从土地回到土地。
 
在贫富分化极其严重的中国当下,这三个人物有点像是断裂的各个社会阶层的隐喻,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人群需要面对他们在追求世俗成功时产生的各种压力和焦虑,让身心得平安;摆脱了生存困境进入中产或者类中产的人群需要面对人生意义的问题,让灵魂有依伴。
 
影片中三个人物面对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各种群体需要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要找到各自的出路,包括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毫无交流交集的隔离,也需要找到沟通的途径和可能。

我想,《出路》这部影片的意义也在于此。

——郑琼(导演本人)

这是一部跨越了六年的电影。六年的拍摄虽然漫长,但根据郑琼导演的分享,具有目的性的拍摄并没有过多干涉这三位主人公自己的生活。这就使得故事剧情的走向更使人唏嘘,以走出山村为人生奋斗目标的乡村女孩,以为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复读了三年,至始至终没有逃离社会枷锁,从来没有找到过自我的高中生、大学生、就业者;一个高中因为课业不及格休学,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喜欢的绘画,甚至开自己喜欢的公司的女孩。有些人,很多人,奋不顾身地拼尽全力地“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说,“尝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有些人,却可以轻描淡写地推去其他人觊觎多年的机会。

这样说似乎将过多责任怪罪给了出生,将人与人的差异归责到我们无法决定的事情。阶级差异,这个词就要脱口而出了。郑琼导演说,这部电影最重要的意义之一,莫过于讨论不同阶层相互交流的可能性。所谓断层和隔离,有没有通过沟通有所弥合的可能性。

——哲学院2017级本科生季子欣

本报记者
文/郑琼 李潇语 季子欣
图片/刘清锋
编辑/季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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