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的死因

昨天，东北大学2016年的山东籍毕业生李文星之死，震惊全国。
被关注的原因是没人想看到这样的新闻，没人想看到这样的事件发生。
死亡事件天天发生，为什么这一事件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呢？
因为一个孩子死了，一个名牌大学刚毕业的孩子死了，一个学习好又懂事的孩子死了，一个家庭条件并不好的大学毕业生死了。
这一事件中有很多痛点，一个好孩子与贫困家庭的连接让所有痛点变得更痛。
昨天没事，看了陈建斌2015年的电影《一个勺子》。
电影中的母亲（金枝儿）说，为什么我们聪明的儿子进了监狱，而一个傻子却在外面没吃没喝，监狱里多好啊！有吃有喝。
父亲（拉条子）说，是因为你儿子太聪明了。
电影里的三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生活就是这样。
生活就是这样吗？一个贫困家庭刚刚培养出的大学生说没了就没了。
希望没了。
而李文星事件的另一个痛点是成功被颠覆。
630分代表了他的成功，那是无数高考生不敢想象的分数。
我们的教育直接连着一个词——成功。
从科举到全国统一高考，中国的教育一直是成功学的传播工具，并且是极端的成功学——走上金字塔尖。
高人一等，出人头地。
现代教育开展了这么多年了，我们无法走出功利的层面，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功利之心越发膨胀，膨胀到胀破了表皮，露出了不堪。阿赌物——钱。
从而得出一个谁都认为是错的，但谁都又抱着赌博心而坚信的公式：上了大学=能挣更多的钱。
这是一个可以反证的公式：不为了挣更多的钱，上大学干什么。
就这样，中国的大学生就在这样一个完全错误的公式里挣扎。
如果说上大学是买文凭，毕业之后就是卖文凭，可惜的是百分之八十多的录取率让文凭产能过剩，库存增加，越来越不值钱。
可有了文凭的人不接受这个现实，怎么就不值钱了呢？
李文星走上社会这一年，一直在这其中衡量，2000？5000？8000？他无法接受这种失衡。应该是年薪20万、30万、50万。
在衡量的过程中，他以前的成功被颠覆了，他失衡了。
正是这种文凭与钱数的衡量让无数大学生面对社会的时候止步不前，选择给自己的文凭加包装——读研。懂事的李文星没做这样的选择，但有可能他做了更错误的选择。
很多人读研的内心暗示是延长成功的时间，让子弹多飞一会儿。
如果说文凭值不值钱太赤裸裸了的话，那么知识到底值不值钱呢？
所有人都相信知识是值钱的。
而事实是知识本身不值钱，知识在转化成能力之前一文不值。
中国人对有知识的人叫知识分子，谁要说知识不值钱，知识分子和你急，茴香豆的茴有六种写法呢，说知识不值钱是社会的倒退。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古代知识分子挺值钱。
古代知识分子学知识了吗？没有，他们学的是文化——做人、做官的行为习惯。这些习惯里有很多品德的内容，有品德人最大的特点是要面子。
也就是说，文凭除了和钱形成等式之外，还和面子形成等式：大学生=有面子。
因为要面子，就不能当泥水工，不能当保姆，不能当服务员，不能当农民。
不是大学生自己的面子受不了，是全家的面子都受不了。
还有一点是社会的面子受不了。
我们的高等教育就培养泥水工吗？培养保姆吗？培养卖猪肉的吗？这是对高等教育的侮辱。陆步轩卖猪肉成功之后回到北大的第一句话是：我给母校丢脸了。
一个懂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泥水工不好吗？一个懂得DNA结构的保姆不好吗？
社会告诉我们，不好，人才浪费。
这是官话，背后的话是地位太低了。很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地位森严的社会里，都想走上塔尖之后再俯瞰众生，再说我们是平等的。
这样的观念和政治无关，是中国的文化产品，只不过自古以来政治利用了文化的产品。
不知道埃及法老为什么要造出金字塔，而又把自己埋在了下面，而中国人却要拼命地爬上塔尖。
上大学的人认为自己到了学习的塔尖。学习是绳子，每一个年级是木棒，二者组成了梯子，一步一步往上爬，大学取录通知书是挂在塔尖上的勾子。大学读完了勾子被摘了，滑落、失重。
现在还不知道李文星的真正死因，传说是和传销有关。
传销是金字塔的组建过程，每个人都想成为塔尖。每个人又都是金字塔的一部分，拉人进来把金字塔做大。
说起来太悲惨了，李文星两次掉到了同一个坑里。
李文星在上大学前考虑到家里的条件不好不想读了，是在父母的强求下上了大学。
如果他不上大学呢？也许今天在会蹲在自己家的地头，点上一枝烟看落日，想起高中时学过的那句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也许看着看着觉得没意思了，把烟头狠狠地踩在脚下，起身，说上一句：去毬！回家！
一个山东汉子长长的身影映在田间的小路上，远处的炊烟带着香味直上云天，消散在红彤彤的晚霞里。
最后说一句，为什么传销在中国屡禁不止？因为每个人都想爬上塔尖。
其实文化也能杀人！